保富法 节选 保存财富传家之法

聂云台，名其杰，号云台，湖南衡山人，曾国藩的外孙。母亲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。1883年少年时代的云台随父聂缉椝住上海。清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回湖南参加童试，中秀才，随即跟外国人学英语、电气、化学工程等新学科。后赴美国留学。他有一个国人皆知的外祖父——曾国藩。1917年，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，任临时干事。1926年，因大病缠身，企业经营不善遂退而成佛教居士。1943年，因骨痨而锯掉一条腿，更少过问世事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曾为从国民党手里收回恒丰产权作过努力，并邀大棉商吴锡林、吴柏年入股，改组为恒丰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。1953年12月12日在上海病逝，年73岁。

1942年到1943年，聂云台撰写佛教小册《保富法》，劝人散财布施。聂云台从自家的经历和在上海所见所闻的富人家庭的变迁，来谈富裕人家的持久发达之道。本文曾在上海《申报》连载，轰动上海，激荡时人之心！民间自发纷相印赠此书，至今在港、台地区和东南亚商人圈仍广为流传。

【正文】
保富法（节选）

01

俗话说：发财不难，保财最难。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，看见发财的人很多，发财以后，有不到五年、十年就败家的，有二三十年即败的，有四五十年败完了的。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，有的做官，有的从商，都是煊赫一时的，现在已经多数凋零，家事没落了。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；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。大约算来，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，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，子孙能读书、务正业、上进的，百家之中，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。

不单上海是这样，在我的家乡湖南，也是一样。清朝同治、光绪年间，中兴时代的富贵人，封爵的有六七家，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，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，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；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，后人还较好。
就我所熟悉的来说，像曾、左、彭、李这几家，是钱最少的大官，后人比较多能读书，以学术服务社会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，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，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；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，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；李勇毅公的孙子辈，有担任大学教授的，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；彭刚直公的后人，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。
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，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，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。其余文官钱比较多的十来家，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；武官数十家，当时都比文官富有，有十万、廿万银两的，各家的后人，也是多数衰落了；能读书上进的，就很少了。

02

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，或湘或淮，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，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，都略有所知。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，以前富有丰厚的，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，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，不堪回首了；前后不过几十年，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，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。然而当时不肯发财、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，他们的子孙反而多优秀显达。

最明显的，是曾文正公，他的地位最高，权力最重，在位二十年，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；除乡间的老屋外，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，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。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，定价很便宜，而利息非常高；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，后来卖到两万两，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；当时，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，就可称为富家了。

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；在他逝世后多年，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。若是当时化些字号、花名，领一两百张盐票，是极其容易的事情；而且是照章领票，表面上并不违法。然而借着政权、地位，取巧营私，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，而君子却是不肯做的啊！这件事，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，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。

《中庸》上面说到：“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惟人之所不见乎。”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：“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”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违誓言；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的。因此，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；而民间在无形当中也受益不小。所以，为官者躬行廉洁，就是暗中为民造福；如果自己贪钱，那么部下将领官吏，人人都想发财，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。

03

《大学》上说：“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”《孟子》说：“为富不仁，为仁不富。”因为贪财与不贪财，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和幸福；所以发财便能造罪，不贪财方能造福。

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，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，过得幸福，所以拼命想发财。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，积钱多的，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，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；不肯取巧发财的，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，而且有兴旺的气象。平常人又以为不积些钱，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；但是从历史的事实、社会的经验看来，若是真心利人，全不顾己，不留一钱的人，子孙一定会发达。

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。

宋朝的范文正公，他做穷秀才的时候，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。后来做了宰相，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，赡养一族的贫寒。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，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：“此屋风水极好，后代会出公卿。”他想，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，不如当作学堂，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，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，那样就更好了。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，作为学堂。他念念在利益群众，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。结果，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发达显贵，做了宰相、公卿、侍郎，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。他的儿子们曾经请求他在京里购买一所花园宅第，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，他却说：“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，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游园，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！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园才能享乐呢？”

范文正公的几位公子，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。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，所得的俸钱，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，所以家用极为节俭，死的时候，连丧葬费都不够。照普通人的心理，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，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。不单是四个儿子都做了公卿，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思想，舍财救济众人。所以，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，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，直到现在，已经是八百年了，苏州的范坟一带，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，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子孙后代。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，想留饭积福给子孙，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，才是最好的方法。

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，他是元太祖及元世祖的军师，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，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百姓。因为元太祖好杀，他善于说话，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。他身为宰相，却是布衣蔬食，生活俭朴。他是个大佛学家，利欲心极为淡泊。在攻破燕京的时候，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，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，送到他的营中。不久，就发生了瘟疫，他用大黄治疗疫病，获得了很大的效果。他也是毫无积蓄，但是他的子孙，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。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蓄私钱，而子孙反而享大发达的证据。

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，他是反对英国侵略以至于引发鸦片战争的伟人。他如果想发财，当时弄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严重，所以，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。后来，英国人攻广东，一年攻不进，以后攻陷了宁波、镇江。清朝不得已，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，向英国人谢罪谈和。林公死了以后，也是毫无积蓄，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，曾孙辈中尚有进士、举人，至今日仍然存在显达者。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，也是其中的一人，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。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，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。

再看与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，我可以举几个例子：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、孔氏，都是鸦片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。书画家大都知道，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，多数都盖有伍氏、潘氏、孔氏的图章，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，可见得他们的豪富。但是几十年后，这些珍贵的物品，又已经流落到别家了。他们的楠木房屋，早已被拆了，到别家作妆饰、木器了。他们的后人，一个闻达的也没有。这三家的主人，总算是精明能干，才会发这样的大财。当时的林文忠公，有财却不肯发，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，总算太笨了吧！然而至数十年以后，看看他们的子孙，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，伍氏、潘氏、孔氏，却是最愚笨的人了。

04

上海的大阔佬很多，我所认识的，也可以举几个例子：

一个是江西的周翁，五十年前，我在扬州鄙岳萧家，就认识这位大富翁。有一天，周翁到萧家，怒气冲冲的，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，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，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，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，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张，捐得太多，所以才发怒。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，出个五百两救济，还不舍得。后来住在上海，有一天，谭祖安先生与他同席，问他，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？他说，没有别的法子，只是积而不用。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，遗产有三千万元，子孙十房分了家，不过十几年，就已经空了。其中有一房子孙，略能做些好事，这一房就比较好，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，所余的钱也不多了。若是以常理来说，无论如何，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，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；然而，事实上却是如此衰败。若是问他如何败法？

读者可尝试着闭目想一想，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，不用多说了。这位老翁，也是正当营业，并未取非分之财；不过心里悭贪吝啬，眼见饥荒，而不肯出钱救济，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。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，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，就是不仁慈、不平等到了极处。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，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，也就是《易经》所谓的余庆、余殃的支配，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，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，能够醒悟。

再说一家，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，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，兄弟两房，各分两千万。一九二五年，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，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，门前有一对石狮子，是上海所少见的。他的客房，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，所陈列的铜鼎，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。有一位客人，指着这些古董告诉我说：“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，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，中国的有名古铜器，有一半在此。”这几句话，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。原来，一般富人的心理，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。而道德、名誉、学问是钱办不到的，这些富人无可奈何，只好在衣服、珍宝、房屋、器具上争豪斗胜，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维奉承。在我见了他之后，不过才七年的时间，上海地价忽然惨跌，加以投机的损失，以致于破产。陈家的古铜珍宝、房屋地产，一切的一切，都被银行没收变卖，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。

再说一个实例，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，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，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，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。

试设想一下，财产八万万的收入，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，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，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，用作救济贫民之用，那么全上海的难民，就可以得救了。

在三年前，上海的难民所中，有十万人，每人的粮食，以每个月两元计算，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。到去年米贵的时候，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，每人的月花费三十元，一年共五六百万元，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。

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，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，前年不过一万多人，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。就单说去年米贵，死人最多的时候，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，养活这两三万人，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。这在富豪们来说，不过是九牛一毛，然而这一毛，他们却舍不得拔。

如果能花几百万元，就能救几万个穷民。他自己的家用，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，就算出手如何的阔绰，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上千万利息来用作储蓄的。这样一来，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，一方面做了救人的大功德，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。这样的算盘，实在是通极了。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，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，一滴不漏，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，归为己有，任意挥霍。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，自己既无子女，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。几万万的财产，一旦变为空花，只是徒然带了一身的罪业去见阎王，而且又遗下一片“为富不仁”的口碑，留在这个社会。

05

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：“现在社会的人，左手进了一百万元，右手布施了一二元，就称为是大慈善家。”由此可知，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。但普通人，还情有可恕，至于信佛的人，应当勉力改之。总要大家发起真慈悲心，救济一切苦难同胞，以念佛修慧为正行，以力行种种善事、救人修福为助行，庶与佛法福慧双修，正助分明之旨相合才好。我略将上文结束，条例如下：

一、数十年来所见富人，后代全已衰落。

二、六十年来文武大官世家，都已衰落，后人不兴。

三、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，子孙尚能读书上进。

四、官极大，发财的机会极多，而不肯发财，念念在救济众人的，子孙发达最昌盛，最长久，一一都有历史事实为证。

五、上文举几个实例，有的三千万，四千万，及几万万的几家，忽然一旦全空，这几家都是不肯做救济善举。

六、大富者，只顾自己阔绰享用，积钱留与子孙后代，见有饥荒，却不肯出大宗的钱救济灾难，无异犯杀人之罪，是要受道德上的谴责、业报的支配的



作者：闽发女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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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骨、风范、贡献
——回忆我的姥爷李静清、姥姥刘彩仙
2022年通过偶然的机会交城石候的武跃征和我取得了联系，邀请我回我母亲的老家—交城石侯看看。2023年4月，我回到了石侯，和武跃征、田振瑞校长等见了面。他们计划由武跃征出资、田校长主持、编写一本记录现代石侯名人的回忆录。我的姥爷李静清是1942年6月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在交城宪兵队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烈士。他们希望我也能写一篇记录我姥爷的文章，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。
一、艰难和内疚
在接受任务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在打鼓：我对姥爷的事知道太少了。姥姥从我出生就来到了太原，和我一起生活了34年，1988年6月25日逝世。在和姥姥一起生活的日子里，除了姥姥自己说外，我几乎从无主动地问过姥爷的事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害怕引起姥姥伤心。我的毌亲叫李素洪，姥爷牺牲时她才十一岁，对姥爷的抗日工作知道的也很少。母亲已于2020年8月9日逝世。接受任务后，我想方设法去寻找故人和收集资料。但姥爷牺牲已经八十年了，而且当时又是从事着党的抗日的地下工作，故人的寻访和资料的收集都没有结果。我深感内疚：姥爷是为反抗日本侵略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的烈士；我又是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，还出版过专著《赵宗复传》，但对自己姥爷的事却重视不够，以致出现如此被动的局面，真是愧对家族，愧对先烈，愧对职业！。  现在只能将从姥姥那里偶然听到的极其有限的一些事情写下来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二、姥爷李静清
我的姥爷李静清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西石侯村的一个大户人家里。所谓大户人家，不仅是家庭族大、人口多，而且也有一定的财力。父亲叫李本固，人称“九财主”。            
姥爷出生在公元1913年，这是根据姥姥所说的话推出来的。姥姥曾对我说：“你姥爷比我小一岁”。姥姥属“鼠”，是民国元年，即公元1912年出生的。姥爷比姥姥小一岁，就是1913年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
听姥姥和母亲说，姥爷个子不高，端庄亲秀，（姥爷留下了照片）。姥爷很孝顺，但母亲在他牺牲前就已经逝世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
姥爷学习成绩好，字也写得漂亮。姥姥说过，有一年春节，姥爷写的春联挂在大门上，过路人被吸引了，认为一定是老秀才写的。进屋一问，才知道是很年轻的姥爷所写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姥爷是北平志成中学1936年的高中毕业生，我们家里留存着他们学校当年的毕业生照片册。志成中学的校训是：“诚真勇毅”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姥爷上过大学没有？现在没有证据。我只能做出推测。
姥姥曾对我说过：“你姥爷和赵宗复是同学”。赵宗复是阎锡山领导山西期间的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、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山西省文教厅厅长、山西大学副校长、太原工学院（今太原理工大学）第一任院长，1966年6月21日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不幸去世。我曾在太原工学院附属小学上过学，大学毕业后又一直在太原工学院任教，对姥姥的这句话记忆准确深刻。赵宗复小学、中学都是在太原上的。遗憾的是，我当时没有继续问清楚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学校的同学，姥姥去世后就再也无法知道了。 根据姥爷和赵宗复的年龄和学习履历，我做出这样一个推断。姥爷比赵宗复长两岁，但当时农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上学晚是很普遍的事。姥爷和赵宗复同时在北平读书，当时在北平上学的山西学生数量有限，他们认识的几率很高。姥姥对“赵宗复”的名字是不会记错的。赵宗复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。姥姥所说的“同学”很可能是广义的同学，即上学时认识的朋友，并不一定是同一年级或同一个班。赵宗复是北平中共地下情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，姥爷可能在那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者和共产党的组织有了联系。
2023年7月7日，我回石侯村时遇到了远房亲戚刘玉涛姨姨，她给我看了她的三姨李如凤写的回忆笔记《我们的家》。笔记中这样写道：“我的祖父叫李振富，出生于1862年。我祖父那一辈兄弟四人，我祖父排行老四”、“三祖父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李本利，二儿子叫李本固。他的儿子叫李静清，在燕京大学上学，抗日牺牲。”李如凤生于1922年，长期在北平居住，毕业于北平华光女中。我姥爷李静清在北平上学时李如凤也在北平，她的回忆应该是可靠的。这就使我姥姥讲的“你姥爷和赵宗复是同学”的话得到了佐证，说明我姥爷曾在燕京大学上过大学。从时间上判断出他只上了一年学，没有毕业，也就没有毕业证。

姥爷在当时就是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了。1937年后日本人对华北地区的入侵和占领使他未能继续在北平上大学，他回到了家乡交城。
1938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交城后姥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（也许在北平就加入了共产党），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。姥爷参加的抗日组织是共产党的文水大众书店。
1938年8月, 牺盟会、工卫纵队晋中办事处为扩大政治影响和宣传、组织群众抗日救国救亡，决定在文（水）交（城）山区三道川下社村组建大众图书馆，受工卫纵队领导。1939年春，工卫纵队调离晋绥八分区时，有20余名文水籍的队员从工卫纵队调文水县工作。根据情况，文水县委决定再从地方机关中抽些干部加强大众图书馆的力量。于是，县委从牺盟会文水县分会抽陈志齐、阎明甫和从工卫纵队转入文水地方工作的武工队员，重新组建了大众图书馆，大众图书馆受中共晋绥八地委和中共文水县委双重领导。       大众图书馆的任务是负责延安和晋冀鲁豫等地区之间文件、报纸、书籍的转送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1940年春，由于晋绥边区各分区都有了大众图书馆，因此中共晋绥区党委将大众图书馆改为大众书店，陈志齐、王迺英分别担任正、副主任。对外叫大众书店，对内就是共产党的交通站，负责秘密传送党中央发往各抗日根据地的文件；往返传送党中央和太行八路军总部出版的书报、刊物；编印抗战传单；散发、编写抗日课本供各学校使用。《共产党人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晋绥日报》《抗战日报》《新华日报》等报刊杂志都通过大众书店在延安、晋东南、晋察冀之间传送。它为巩固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为团结争取同情抗日救国的各界有识之士做出贡献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改建大众书店后不久，大众书店由陈志齐负责，大众书店有工作人员40余人。为扩大开展抗日宣传工作，大众书店购买了印刷机械，编印出版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，每周出版一期《晋阳川》小报，内容有战斗消息、政治理论及时事评论，每个村公所、各个学校都送一份。
大众书店的工作人员有陈志齐、阎明甫、胡绶琏、李静清、张映录、王迺英、王瑞、邓瑜、郭章、贺子纯、范洵、李思闻、藩震、李同义、刘秉义、陈康等。其中陈志奇、阎明甫、胡绶琏等被日军抓捕，英勇牺牲。

姥爷的职务是共产党的一名宣传股长，在交城以经营大众书店为掩护，做抗日的地下工作。姥姥知道姥爷的工作性质，有时还帮助姥爷藏文件、传单、书籍，但始终提心吊胆、担惊受怕。1942年6月，不幸的消息传到在石候家里看护孩子的姥姥耳中：因被叛徒告密姥爷被日本人抓进了交城宪兵队（告密者是谁始终未查出）。姥姥想营救，但传来了姥爷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、遗体从城墙上扔下的消息。姥爷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家境宽裕，完全有条件过一般人都能过的正常生活，但他抛妻别子，为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、争取自由的事业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。姥姥悲痛欲绝，连姥爷的尸骨都未见到。姥爷牺牲时，我们母亲李素洪十一岁，她的弟弟李源洪才九岁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姥爷被党和政府追认为“革命烈士” ，姥姥的家庭也享受了“代耕”的待遇。
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我们家也受到了迫害，父亲厂里的“造反派”要把我们全家赶回父亲老家去。为了保护家庭，母亲专程去文水县民政局开“烈士”的证明（当时的石候村是属于文水县），看到李静清的档案排在文水县革命烈士档案第三号的位置上。姥爷的“革命烈士”身份使“造反派”们不能把“烈属”姥姥赶出太原。当时我家七口人，姥姥带着我和弟弟三个人留在了太原；而作为烈士女儿的母亲则不能幸免，连同我的父亲和两个妹妹一起被赶回了我父亲的老家—原平县。由于姥姥和我们还在太原，我们的住房被保留，不到半年，我父亲就被“平反”（我父亲秦登洲1945年到太原水泥厂当工人，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，“文革”结束后确定为“离休干部”，根本不存在什么“反”的问题）。父母和妹妹四人又回到太原的家中和我们团聚。姥爷的“革命烈士”英灵在灾难的时期保护了我们全家。后来，太原市河西区政府又给姥姥颁发了“光荣烈属”的牌匾，挂在我家门上，一直到姥姥逝世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
2000年，交城县修建了“吕梁革命烈士纪念馆”（晋绥根据地第八分区革命烈士纪念馆），我姥爷“李静清”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，他没有被忘记，将与交城的大地和人民常在！

三、  姥姥刘彩仙
姥姥刘彩仙出生在文水（交城）县温运村。姥姥个子不高，端庄漂亮。特别是坚强、睿智、高度自律，很有远见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姥姥小学毕业，在当时的农村妇女中不多见，也算文化人。姥姥和姥爷结婚后在石侯村住了二十四年多。
姥姥对婚姻是滿意的。虽然姥爷从事抗日的地下工作经常使她提心吊胆，但她理解姥爷，相夫教子，和谐生活。
姥爷被日本人杀害，给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。丈夫牺牲了，家庭也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。姥姥是坚强的，独自担负起了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，撫养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艰难度日，熬到了解放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，女儿李素洪和儿子李源洪都到了太原参加工作。不幸的是，李源洪到太原不久就感柒上了肺结核，1950年在回石侯后去世。姥姥又一次经受了巨大的打击。
1954年1月我在太原水泥厂出生，姥姥来太原照看我过了满月后就把我带回了石侯。没想到既使我饿的一直哇哇大哭，也不吃奶妈的一口奶。实在没办法，姥姥也只好离开石侯带我回了太原，从此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
姥姥非常自觉自律，有自己严格的生活规则和大家风范，善良待人，宽容处事，自然就成为我们全家尊敬的“领导者”。不仅父母听从姥姥的“指挥”，我们四个外孙也最亲姥姥，与其的情感超过了早出晚归的父母。姥姥一直怀有对李家的情感，1962年我弟弟出生后，姥姥提出弟弟要姓“李”，以继李姓“香火”，得到了父母的认可，我弟弟取名“李志虎”。
我的姥姥虽然是“家庭妇女”，和外人接触很少，但非常睿智，判断事物准确，处理事情果断。1966年夏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残酷进行，“造反派”无法无天，揪斗人、抄家之事几乎天天发生。父亲下班回来，姥姥问在单位有事没有，父亲说没事。姥姥已经从父亲的神态上看出了问题。白天父母上班、妹弟上学和上幼儿园后，姥姥让我关上门窗，翻箱倒柜寻找可能带来危险的东西，扔到火炉里烧掉。包括一些旧书、图片，还有姥姥出嫁时穿的一些比较漂亮的衣服，特别是石侯土地的地契。姥姥土改时划成份是“中农”，家里的土地没有动。保留地契是一种对土地的情感，但在当时却被说成是要“反攻倒算”、企图“复辟旧社会”，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事情。没过几天，突然来了一群骑自行车的人，是父亲厂里的“造反派”，把我家抄了个“底朝天”，也没找到什么可以证明父亲“有罪”东西。姥姥的睿智和果断使我家避免了更大的灾难。

姥姥非常重视鼓励和鞭策我们孩子们的学习。姥姥是因为来看护我才离开石侯的，对我的学习十分重视。我学习成绩也好，1966年小学毕业时是太原市公园路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。但“文化大革命”停课闹革命使我在家闲坐四年，失去了上中学的可能。1970年5月，十六岁的我参加了山西铁路建设兵团，到繁峙县去修京原铁路。1971年6月修完铁路后到太原电解铝厂当工人，干的是又脏又危险和文化毫无关系的电解工（炉前工）。而当时还是“文革”时期，知识分子受歧视、被迫害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、“读书无用”的理念盛行，但姥姥却矢志不渝，毫不松懈地监督和鞭策我和弟妹们学习。1977年底一恢复高考，我就考入了山西大学历史系，后来成为太原理工大学的教授。我二妹妹秦志炼考入了山西建筑工程学校，后来又参加自学考试，获得天津大学的本科文凭。第二年，即1978年我的大妹妹秦志钰考入了太原重型机械学院，后来是太原理工大学的副教授。以后弟弟李志虎也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专文聘。我们在学习上取得了这么好的结果，离不开姥姥的监督和鞭策；姥姥的愿望和理想也通过我们而实现。姥姥培育了热爱学习的家风，还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。我的女儿秦云是天津大学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，后来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博士毕业。大妹妹的女儿是山西大学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，后来在太原理工大学博士毕业。二妹妺的儿子杨正是天津大学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，后来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毕业。弟弟的女儿李吟雪是太原理工大学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。姥姥出生在不幸的年代里，遭受了巨大的苦难；但她坚强、自律、睿智和远见卓识又使她获得了尊严和尊敬。 姥姥是1988年6月25日逝世的。她逝世和出生用阴历（即中国农历）恰巧是同一天。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发生了一件无法解释的奇事。她因胃癌在河西区中心医院住了四十五天。和她同室住院的还有另外一个病人。姥姥输液输血，我们陪侍在旁一直没有离人。但是25日上午忽然在离姥姥病床不远的墙角发现了一只死去的老鼠。屋中始终有人，它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又如何自己死在墙角。我们惊讶之余，不祥之兆也涌上了心头，因为姥姥属像是老鼠。到晚上姥姥走完了辛劳的一生，离我们而去。当姥姥离世之时，天上淅淅沥沥下着小雨，和我们一齐哭泣，为姥姥送行。